大唐盛世，名臣房玄龄，一位智勇过人的首辅。然而，想不到他却落得被儿子房杜儿媳王元君联手坑爹的下场。这个令人咋舌的惨案揭露了权谋和家族之间复杂的关系，也让人深思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之间究竟是真情还是利益驱使。
清河房氏家族曾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60个大家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济南历城、长清和德州齐河一带，曾有“天下房氏，望出清河”的说法。而其中房玄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唐朝初年的著名政治家，他的一生对唐朝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谁成想，到了晚年，不仅他自己因为儿子和儿媳遭受牵连，就连整个房氏家族都开始逐渐没落。
清河房室在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的冀州（后改名为齐州，治所在历城县，即今山东省济南市）临淄，清河房氏诞生出泱泱大唐的一代名相——房玄龄。
而“房谋杜断”（房玄龄多谋略，杜如晦善决断）绝世之才的背后，是房氏8代荣耀的仕文化土壤。
清河房氏一族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才辈出：房植仕于东汉、房旷与房默兄弟仕于前秦、房谌仕于南燕、房法寿仕于北魏、房豹仕于北齐、房彦谦任隋朝监察御史等等，遂形成房氏显赫的士族大家。
至唐朝中书令、梁国公房玄龄时，清河房氏已有9代。
在魏晋南北朝混乱的变局中，房氏家族虽经跌宕，但经久不衰，且愈发壮大，逐渐形成了令隋太子杨广也忌惮有加的青齐（山东古代属于青州，山东的别称又叫“齐”，所以青齐指山东）豪族集团之一。
清河房氏家学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房玄龄，更是以其高尚的士大夫品格与超群的政治智慧，与唐太宗一起奠立了大唐的制度体系并造就了初唐的盛世气象，遂有了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
走上巅峰兴盛家族300年，房氏家族的成就并非偶得，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世家的一个缩影。
西汉以来，儒家经学在民间广泛传授。清河房氏家族也受到影响，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世代研习经学，以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家学，培养德才兼备的家族人才，以至家族人才辈出，绵延不断。
在经学方面，房氏家族的研究成就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末年，那时清河太守房雅一支已安居济南。
当时，居于琅琊郡不其县（治所在今青岛市城阳区北）的房氏族人房凤，师从尹更始，习学《穀梁春秋》，并自成一门，有尹、胡、申章、房氏四学之说。
有学者考证，房玄龄的先祖房雅受任清河太守，也是因学识所得。
即使身处逆境，房氏族人也不忘家学。
房玄龄的天祖房法寿的族侄房景伯、房景先、房景远三兄弟，幼年经历了祖父被杀、父亲离世的变故，其母清河郡武城崔氏在丈夫去世后，便承担起教子读书的重任。
从经学研究到经世致用，房氏族人对家学渊源的世代传承奠定了高起点的家族发展基础。
乡举里选的官员选拔制度，又为房氏家族铺设了学养为官、向上发展的通道。
西汉以来，选官制度莫非察举、征辟、射策、任子、赀选、上书拜官6种途径。
房氏子弟起步从官，多为察举、征召、射策3种，要依赖刻苦学习、修炼品性、磨砺能力，以使自己德、能、才、识兼备，方才有机会入官。
不仕则农，是房氏家族兴旺不衰的另一种精神密码，也是以房氏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名门望族的一大文化身份。
而在随后的制度演进中，“不仕则农”还被固化成了许多文化世家共同的“耕读传家”的家族传统，作为唐中期以后众多中国人治世选择的途径。
这背后存在着中国官民社会互动的一个逻辑：于乡里积累誉望入仕为官，为官后反哺家乡家族。
这就促使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长久保持着经济与文化的平衡。
让人意外的是，进入隋唐之后，在这一文化土壤下诞生的房氏家族的“巨子”房玄龄，却亲手把这种平衡推向了尾声。
被儿子拖累房氏家族，在历史上因盛唐名相房玄龄而进入顶峰，但在房玄龄之后突然衰落，一蹶不振。
房玄龄（579—648），名乔，历任唐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务。
从贞观三年（629）担任尚书左仆射到贞观二十二年去世，他担任宰相长达19年。
作为李世民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房玄龄亲手推动了贞观之治，与杜如晦一起创造了“房谋杜断”的佳话。
早在开皇七年（587），隋文帝杨坚下诏，命令各州每年举荐3名人才到长安，但举荐后并没有立即任命官职，而是需参加考试，唯有通过者才能做官，改变了过去通过举荐直接为官的历史先例。
这成为科举制度的开端，悄然打开了仕途文化的新历史周期，也影响了此后如房氏这样千百个地方家族的命运。
房玄龄并未因“举进士”而顺利进入隋朝为官，而是与父亲一同在隋鼎盛之时看到了隋灭亡的征兆。
开皇十六年，隋文帝巡行北邙山。
此时正是大隋国富民强、盛世繁华的最美光景，很多大臣都对杨坚顶礼膜拜。
但看到这一盛景的房玄龄对父亲房彦谦说：杨氏皇族“上无功德”，“妄诛杀”，“不为子孙立长久计”，“视今虽平，其亡，跬可须也”。房彦谦虽立刻阻止儿子“妄言”，但在日后主动辞官避祸。
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一个大家族仅仅依靠推举族人入朝做官是无法实现家族的长期繁荣的，这让房氏父子更加谨慎出仕，避免为家族引来祸根。
隋朝建国后不久发生的废长立幼及隋炀帝被刺杀事件，印证了房家父子的“预言”。
为了让家族长久地繁荣下去，当时房家的3个子弟房仁裕、房玄龄和房山基分别投靠了王世充、李渊和瓦岗寨李密3个政治集团。
与其说是房玄龄的政治眼光选择了李唐，不如说是房玄龄服从了家族的安排，兄弟3人被安插进不同的政治力量当中，以降低家族的风险。
此后，房氏家族纵横捭阖，房玄龄更是运用家族关系，使瓦岗集团转投李唐。
唐政权建立后，房玄龄在推动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同时，也将房氏家族推向了鼎盛。
然而，真正威胁房氏家族的并不是政治动荡，而是家族赖以上升的选官制度的变革和社会资源向城市的流转。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日渐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受新的入仕制度的牵引，士族开始大量迁入城市，这个从乡土转向城市的过程贯穿了整个唐代。
齐州的房氏后人亦概莫能外，房氏诸宗支大多迁离齐州以利科举，房玄龄的子孙也都成为城市中的官僚集团。
农村的文化精英、资金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的文化、经济基础日渐弱化，而乡里的家园也只成为调养身心的临时住所，曾活跃于乡里、有力地支撑着中国乡土文化存续的地方豪族，渐趋离散。
晚年的房玄龄一方面向上事君以忠，推女儿成为韩王妃、次子房遗爱成为高阳公主的驸马；
一方面又常常深自卑损，不敢炫人傲物，忽视经略家族故地，对师友之谊也不敢轻易举荐，最终走向“自闭”。
年轻时，房玄龄曾受恩于隋吏部尚书高孝基的举荐，但他为相后，却忌惮朋党之嫌，仅举荐寥寥几人。
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69岁。
李世民为之废朝3日，追赠太尉，谥号“文昭”，陪葬昭陵，与初唐其他23位开国功臣一起画像并供奉于凌烟阁，后配享太宗庙廷。
但是，这位大唐名相的殊荣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4年之后，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被指谋反，房遗爱被处死，公主赐自尽，诸子被发配流放到岭表（岭南地区）。
另一个儿子房遗直也被连累，被贬为铜陵尉。
房玄龄配享太庙的待遇也因而被停止。
唯政治变乱中投靠晋王李治（后称帝为唐高宗）的房玄龄同族房玄基一门得以幸存，中唐时期房玄基之后房融、房琯虽官拜丞相，但这已和当初兴盛不衰300年的清河房氏无关。
此后，经历了重大变乱的房氏家族已逐渐离散，聚居乡里的成员多数务农或经营家族剩余的庄园经济，家学传统随着居于城市中的房氏精英被政治牵连，未能传承下去。
曾显赫300余年的清河房氏，在家族星光最耀眼时，却没能留住最根本的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因而再也没有东山再起。
结语清河房氏家族兴盛的背后，是中国儒家文明与乡土文明的深刻融合，也是千百个历史文化世家的传承密码。
虽然房氏最终没能顶住历史的变迁，在科举制度下衰落，但这种普惠、公平的仕途制度让更多的寒门子弟获得了机会。
耕读传家的历史佳话不仅没有就此打住，反而在此后的历朝历代，在千百个普通家庭中发扬光大，正如唐代刘禹锡的名句所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